朱仲夫书法展（清新之气激荡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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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仲夫先生简介（浙江）

朱仲夫，男，1944年出生，浙江诸暨人。1990年加入书法家协会;浙江省书法家协会第三、四届理事；现任绍兴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专职书法家。   在“文革”中开始学习书法，临习“二王”、颜、柳、米、黄、赵，尤得力于王铎、傅山。进入暮年后对数十年的学书过程进行反思，始觉帖学书法必须以“二王”为宗。故重返“源头”。临习“二王”墨迹及其诸多法帖。仅兰亭序就临过五百多篇，被绍兴市领导和各部门作为礼品赠送给世界各国政要和工商界巨子。
   其作品在《书法》、《书画报》、《书法》及全国多种报刊发表，《收藏》杂志、《美术报》、《书画报》、浙江电视台、绍兴电视台等都有专题介绍，获文化部第十三届“群星奖”优秀作品展览。曾赴日本、新加坡、韩国等地举办书法展览，赴印尼、马来西亚、越南等国进行文化考察。作品被法、英、美、德及世界数十个国家的各层人士所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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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精于勤而成于学养

                                                    ——略论朱仲夫书法   

                                                       杜文和（著名作家  浙江文联《东海》杂志原主编）

      仲夫曾赠我一把纸扇，自书元曲数种，五六百字，一律豆大行楷。去夏在杭城出席一个会议，持朱扇坐听，近旁文友某君向我索扇邀风。扇到他手里，却不扇，先将墨迹研读一番，对我说：唐诗律严而活泼稍少，宋词铜琵铁板震人耳鼓，元曲却多婉约，苍凉悲美。我喜欢元曲，你看扇上这几首元曲。边说边就合扇欲走了。我说我有一本《元曲集成》，收上千只元曲小令，刚买的，你喜欢元曲以后有机会就托人带杭州来送你，但这扇子。。。。。。不容分说，扇子就又回到了我手里。几天后，那位雅士打电话来托我索求朱仲夫书法。我问写什么内容。他说唐诗宋词都行。我说元曲的婉约如何？他大笑。

近日闲翻《书画报》，又见到了仲夫的一幅力作：以行草书杜诗五律一首，结体偏斜，笔势略走险绝一路，这与他先前行楷的工整，判若两人。如果说他以往的行楷稳而不俗，润而不肥，如今的行草则险而不怪，老而不枯。两者意趣迥异，各领风骚，但根骨上是一本所生，其血脉的贯注并无二致，诚如车有两轮，一鸟双翼，都是一个主体所派生出的两个支点。恰恰又正是这两个支点的平衡，终于运载起数十年收获从容地走向成功。这就是朱仲夫给我的印象，也是作为一个书法家所示人的风采。

仲夫以碑帖入门，初临柳公权《玄秘塔》。柳书如深山道士，修养已成，神气清健，无一点俗尘。可见其书写的起点便不同凡俗。继而他又转攻颜体，当时他已在军中，而颜字如项籍挂甲，樊哙排突，硬努欲张，铁柱将立，磔然有不可冒犯之色。这与他的军旅生活在心境上是极为吻合的。待到退役后，他又墨蘸赵孟頫。赵氏落笔灵动，结体活络潇洒，这也是仲夫阅历日渐丰富之后，对人生的体味与领悟又进入了一重新的境界。如今，仲夫则有意无意地放松了对工整平稳一路的追求，一管笔挟数十年功夫，又分别指向米芾、王铎、傅青主，另辟蹊径，追求结字的险绝，以期领略老军荷戈的笔势意趣，窥探前人从敧侧中求得扛鼎之力的书艺构想。

书法倘若专学一家，但求形似，是为书奴，不成名家。传世的王铎墨迹，多为临写古贴，但取石本对照，并不全似，甚至有纯属自运，不守原帖规范处。吴昌硕临摹《石鼓》数十年不辍，一日有一日之进境，所谓一日有一日之进境，并非一日比一日逼真，而是一日比一日不像。这便是大化之功。

但这种实入化出之境，绝非随心所欲的任意，而是一种心领神会的再造，其自由是面壁数十年这种刻苦之后的蜕变。仲夫是深谙这一层禅理得。昔越中有智永禅师，深居永欣寺阁上临书，所得笔头置于竹筐，筐可受一石，而五筐皆满，凡三十年，于阁上临得真草《千字文》，好者八百本，浙东诸寺各施一本。仲夫常以这种先贤精神自勉，勤于书学，夏日汗水与墨并晒，冬则三九呵墨，十数年不懈，常于一把扇上精楷六七百字，也曾手抄一部经书，十万字，字字端正小楷，耗时十月。

当然，我们可以说举凡成了正果的书法家大概都有过刻苦砥砺的经历，但也决不可因此而认为只要下一番苦功就都可以成为一个书法家了。这当中还有其他种种促成因素，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学养。余任天先生曾说过：书家者流，疏与学养，重于其形，卓然如董其昌亦不免流于软媚，祝枝山终觉狂怪。我们还知道，唐朝富户，喜欢请人代写经书，以作功德，世上便有人专习小楷，靠替人写经过活，世称经生。过去官厅文牍，字迹只讲究匀称，排列状如算子，其书功力深厚，世称吏楷。经生难称书家，吏楷与法书相比终究缺少一层逸气。所以仲夫认为，书法在点划上所结构出来的美，只是一种外在的书法样式，书法更应该是学问饱满之后的一种外溢，以学问滋养书法，或古拙，或静穆，或沉雄，或空灵，火气不生，超凡脱俗而进入高妙，这才是书法美学的深层内涵。讲书法而不惟书法，心追手摹之处在于儒道二字。

儒道讲入世，其责任是在一个秩序破坏的社会中重建秩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种学养所沉淀的笔墨必然是雍容整肃，以安静简穆为本。而道家追求出世，山野之人，采菊东篱下，反对人为的秩序，顺其自然，一片浮云，闲若不系之舟，这一种文化心态表现在书法艺术上必然是飘逸淡泊，得自然之天趣。所以考究仲夫的书法，前期行楷，追求的是儒风，而后的行草则得力于道骨。

书学偏执于艺，失之匠气，偏执于法，枉有技巧，得儒雅方为有品，得道骨则更为高妙。所以如今的书法家仲夫在执笔之余，经常守着许多书籍一本又一本地咀嚼。 （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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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毫端砥砺新境界
                                                                                论朱仲夫书法艺术  

           在浙江绍兴，有一位专习“二王”的书法家，姓朱名仲夫。说起他的学书轨迹，颇有点幸运的戏剧色彩。
早已两鬓染霜的朱仲夫，临池近半个世纪，腹涵墨韵，腕拥书香，于历代法帖皆有涉猎。早年，朱仲夫只是爱好书法，没有投入更多的精力。穿上军装后，他有了更多的时间临帖。“1969年，我偶得柳公权字帖，觉得其字刚劲有力，便奉为神明，用大量废报纸临写。其后我又临钟绍京、赵孟頫的小楷，曾用整整一年时间，抄写几十万字的佛经。再后来临赵孟頫、米芾的行书，并徜徉在王铎和傅山之间，着实下了许多功夫。”仲夫君如斯回忆道。
          当然，在谈到这一时期学书过程时，朱仲夫不无感慨：那时无论学柳公权、钟绍京、赵孟頫，还是学王铎和傅山，都是更多地注意其字形，片面追求字体结构和形态之相像，而忽略了对书法整体精神的把握。
         转业又给朱仲夫带来了良机：到绍兴市文联工作以后，他不仅有充裕的时间学书，而且每年都要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众多书画名家，有更多机会请教书艺。   
多年的书法实践，使朱仲夫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一个真正的艺术家，首先必须具备崇高的艺德。眼看时下一些刚手握毛笔学字不久的人大办书法作品展览，又是媒体吹捧，又是出大型集子，朱仲夫丝毫不动心，依然潜心陋室，读自己的书，写自己的字。他认为，书法家仅有崇高的艺德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具备高超的艺术技巧。在朱仲夫的心目中，书法艺术既是“线”的佳构，更是“墨”的艺术。他说，如果说“线”是“动”的，那么“墨”则是“静”的。因此，“线”要灵动，“墨”要有神韵。只有将两者完美结合起来，才能称得上是书法艺术。
        基于如此认识，近年来，朱仲夫对自己数十年的学书过程做了深刻反省。他发觉“帖学”书法当以“二王”为宗，于是重返“源头”。他说，“二王”书法的结构式那样的疏密有致，字体是那样的俊秀优美，线条是那样的刚柔并济，我们应该全面继承“二王”的优秀遗产。朱仲夫重新“钻”入“二王”法帖及其他晋代书法当中，仅兰亭序就临了五百多遍。
欣赏朱仲夫近期作品，总有一股清新之气激荡情怀。你看他的这两件做品（见左下图及右图），既有“二王”书法“形似”，又得“二王”书法“神髓”。其用笔，中锋、侧锋兼顾，用得恰如其分、恰到好处；落墨干湿并用，既各尽其妙，又相印成趣；字形结构寓拙朴于俊美，于平淡中见奇巧；章法布局于朴实无华中见妙处，展现出一派和谐气象。
朱仲夫的书艺何以如此？究其根源，是因其创作时能以“二王”为准绳，十分注意“线”与“墨”的运用，能自如地把握理性形准与感性形准的关系，突出神韵表现。在“线”与“墨”的结合上，他尽量做到完美统一，让快与慢、干与湿、方与圆、长与短、黑与白、浓与淡、枯与润、腴与瘦、粗与细、巧与拙、轻与重、疏与密、虚与实、局部与整体之间形成一个相互依存、相互牵制的关系，进而让工整与写实、传统与创意形成鲜明的对照，因而他的作品看上去行云流水，既轻灵飘逸、流畅欢快，又墨色相和、浑然一体。难怪近年他的一些作品被国家美术馆、博物馆等收藏，被海内外独具慧眼的人士所钟情和珍爱。
  如今，过着退休生活的朱仲夫把自己的宝贵时间一分为三：一是伏案勤读，二是临池走笔，三是课徒授艺。他现在主攻行草书。那行间布白里，总留有一脉让人探幽的曲径，让人猜想，让人回味。  （书画报  2008年2月11日  当代书家    杨成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