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秀独出，巨制丰碑 ——颜真卿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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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颜真卿书法何以成为经典

颜真卿书法从独特的创造到成为经典，值得阐述清楚。




1，书法养分多元化——从书斋到石

       颜真卿书法的营养资源很多研究者含糊其辞，这是因为颜真卿的来源非常丰富，而且，作为有创造力的大家，他从未囿于一家门户，他自己就是源头。一定要找到传承的话，笔者认为应当来自于家传和前朝碑刻。

       颜氏郡望出琅琊临沂，历史上名家辈出，具齐鲁士族家风，史载即有颜盛、颜含、颜腾之、颜延之（南朝宋与谢灵运并称的大诗人）、颜见远、颜协、颜之推（有名著《颜氏家训》传世）、颜师古等。其中，七世祖颜见远仕齐，梁武帝受禅代齐，见远绝食而亡。南朝时政权更迭频繁，士大夫早已安之若素，故其忠义之风非常醒目。颜真卿母亲殷氏一门则以翰墨名世。殷令名有《裴镜民碑》传世，赵明诚《金石录》称“笔法精妙，不减欧虞”，殷仲容则见称于唐窦臮（音继）《述书赋》，颜真卿父辈书法全出其人。少时，颜真卿多从学于姑母颜真定，此人贞烈，尝割耳诉冤终保家人不死（颜真卿晚年《殷君夫人颜氏碑》即为此人撰并书）。童年时耳濡目染的家传，极易形成人格的底层乃至书法风格的底层。值得重视的是，颜真卿少时以黄土扫墙来练习书法，还经常在石板上写字。这种书石、书墙的独特感受深深印刻在最初形成书法经验的少年颜真卿的心底和手中，对其偏于粗犷而非细腻的风格特征有很深刻的作用。

       尽管《颜氏家训》中有“慎勿以书自命”，但这并没有阻碍颜真卿成为千年“书雄”。

       张旭与颜真卿的师生传承关系史难考证，但学界愿意将两人联系起来。估计在三十八岁前后，颜真卿在洛阳住了一个多月，得张旭笔法真传，此即为书法史上著名的《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多数学者考证此文为伪。不过从《怀素上人草书歌序》中的内容判断，此文所描述之情境，当为不假）。此前，二十多岁的颜真卿曾在长安向张旭学习过书法，三十五岁时，又在洛阳向张旭学习笔法，只是觉得未能领会。考张、颜之风格，实无明确传承之处，况张旭《古诗四帖》等名作也不能确信其真，故而师承关系不考。笔者更倾向于认为，颜真卿这样开山立派、独步千年的一流大家，虽必然融汇诸家，转益多师，却应少有门第师承之管束，也不会和同时代人一流一派。他是一个有着极强创造力的天才书家，其超越性，不能用一般方法来分析和评估。天纵其才，当更符合逻辑。

       颜真卿的营养如果一定要找到对他形成影响力的前朝书法，那么我宁愿相信当时广布中华疆土的历代石刻，是他最重要的资源。可以设想，一千二百多年前，祖国大地上，尤其是山东、河南境内以及中西部，仍可看到许多尚未磨灭漫漶的汉魏六朝及隋唐石刻，像《郙阁颂》（陕西略阳）、《张迁碑》（山东东平）、《西狭颂》（甘肃成县）、《水牛山文殊般若经碑》（山东汶上，左图）、《曹植庙碑》（山东东阿）、《泰山经石峪金刚经》、《瘗鹤铭》（江苏镇江）等等。这些刻石，不仅契合颜真卿的性格，使他容易亲近这样的审美对象，而且与他书法的气象（结构和笔法处理）高度相关——或雄浑奇崛，或豪迈洒脱，而且结体宽薄，少有拘泥，这，才是颜真卿的真正内涵。

       上述推论在事实上也能得到证明。颜真卿一生辗转祖国大地，行迹遍布长江黄河淮水流域，特别是任平原郡守时，在山东境内，颜真卿一定会看到远多于现在的碑刻（据统计，山东省境内保留了国内最多的碑刻和摩崖石刻资源，约占总数的一半）。他之所以雄秀独出，是因为有巨大的超越，他超越了一般文人习书的主流资源——王羲之书法体系（这个体系建立在纸与毛笔营造的书斋环境内，笔者将对此另立课题着重讨论），参入了北人特别是汉魏六朝石刻的气质，其特征就是“雄”，是把文字“勒”进石头、“刻”进山崖的那种精神，是开疆拓土、流传百世的那种开张、辽阔的格局。笔者强烈地以为，颜真卿不仅吸收了主流的文人书法养分，还融进了时人不够重视的两汉碑刻的精髓，近通于晋，远接于汉。史料记载，颜真卿对写碑刻碑有强烈兴趣。颜真卿的众多碑楷也流露出他在结体和文字写法上将篆隶的融入。大型类书《韵海镜缘》也是颜真卿出任主编，他秉承了音韵与文字训诂的颜氏家学，以《切韵》、《说文》为索引，增纳经、史、子、集诸书中两字以上成句的词汇，编纂成《镜海韵源》。可见他对文字学的深入。

       如果仅仅是“雄”，颜真卿就谈不上独创。他还大量汲取了主流文人书法的养分。认真研读过颜真卿行书的人，应当很容易读出二王的消息，研究过颜真卿楷书结构的人也应能分辨出禇遂良的宽结与灵动明媚。禇遂良的《雁塔圣教序》颜真卿必然详加关注，禇遂良的人品书品也必然感召过颜真卿。26岁，颜真卿进士及第后在雁塔的题名，宋人还曾目睹。高宗时怀仁《集字圣教序》作为王羲之行书之集成，名动长安，颜真卿也非常可能多次观临。王、禇书风对于颜书风格形成的主要作用就是“温之以妍润，和之以闲雅”（孙过庭《书谱》语）。很多学者都评论颜真卿书法中有“遒媚”，即是这方面的营养。颜真卿毕竟首先是一个文人，而且是一个通过了严格考试的文人（那届仅27个学子进士及第）。他的行书中更多体现出所谓的“书卷气”，这一点，连狂妄挑剔的米芾也极为认可。



2，既是儒家典范，又是浴血英雄。

       第一段介绍了颜真卿的生平，这里强调他在平原郡的义举。这不是简单的“忠义”，还是一个需要亲自操作、承担重大责任的行为，当时与之呼应由其统领的义军人数高达二十万，颜真卿被推为盟主。我们把颜真卿当做一位二十万大军的统帅，并不为过。这样的阅历给了颜真卿杀伐之气。所谓“杀伐气”，就是敢下狠手，敢杀人，敢被杀。兵刃与血腥充斥着他的壮年时代，锻造了他的精神，洗礼了他的灵魂，也激荡了他的书法。事实上，颜真卿的代表作、杰作，都出于安史之乱以后。没有这血与火的洗礼，至少《祭侄稿》这样的千古名作是不可能诞生的。这是颜真卿超越于一般书斋文人的地方。

       颜真卿书元结墓志从流传书迹看，安史之乱前后，颜真卿的书法风格有重大变化。《夫子庙堂记残碑》、《多宝塔碑》书于752年的长安，753年他被外放至平原郡，754年书《东方朔画赞碑》，755年，安禄山反，其后直到758年，有《祭侄文稿》，再后，有《争座位帖》、《麻姑仙坛记》、《颜勤礼碑》等代表作。考察安史之乱前的两件碑楷与安史之乱后的两件碑楷，确实有较大的风格差异。前者笔法严谨，结体工整，停匀净秀，有褚遂良、钟绍京甚至抄经手的痕迹。外放至平原郡时的《东方朔画赞碑》，则是一件过渡期的作品。从771年《大唐中兴颂》开始，63岁的颜真卿彻底走出了《多宝塔》气象，成为真正的“颜体”，其后的碑楷，宽博雄沉，质朴近拙，基本放弃了对笔法与结体的刻意经营。

       血的洗礼与火的锻炼，让天生禀赋就是英雄的颜真卿，露出了英雄本色。沙孟海先生在评忠义堂刻《裴将军诗》时说“大气磅礴，正非鲁公莫办”。一个“办”字，点出了英雄气的重要构成——“杀伐气”。

       这样的阅历，显然是王羲之所不具备的，也是智永和尚、初唐四家、张旭、徐浩等名重其时的其他书家都不具备的。颜真卿雄秀独出，为什么“独”？因为阅历的独特。

       这样一位有“杀伐气”的浴血英雄颜真卿，却又是恪守儒家精神的典范，同时出入佛、道，这在他的阅历中颇有呈现。

       颜氏家族尊佛。《颜氏家训》中有“三世之事，信而有征，家世归心，勿轻慢也”。颜真卿信佛既是家传也是时代风气。他一生结识僧人很多，也有多个与佛教相关的碑帖传世，如《多宝塔》、《八关斋》、《放生池碑》、《华严帖》、《文殊帖》等等。颜真卿出入道教，史载明确。抚州是道教盛行之处，颜真卿于此书《麻姑仙坛记》。颜真卿服药炼内丹，也有史料记载，而且相传他因此老而不衰。在奉使李希烈，年高75岁时，他仍能做出高难度的身体动作以示人，表明自己身体健康，气壮如盛年。

       然而，颜真卿一生最为突出的是他恪守儒家道义这个本，这是颜真卿形象得以树立的基础。虽身处逆境险境，多受打击排挤，但始终不改正道直行，忠义气节，彪炳千秋。而且，颜真卿从官，多为执礼、监察、执刑之职能，多是得罪人的官。他的有些作为，不仅在今天，即使在当时，也被视为多管闲事、多此一举甚至迂腐。“争座位”即为一例。另有一件重要事迹。元载任相，任用私党，畏惧朝臣论短，奏请皇上百官欲论事皆先报告其长官，长官再报告宰相，由宰相决定是否奏上。代宗从之。为此，颜真卿上《论百官论事疏》，因言得罪，被贬出朝。他在贬官途中有《守政贴》：“政可守，不可不守。吾去岁中言事得罪，又不能逆道苟时，为千古罪人也。虽贬居远方，终身不耻。”此间他还写下了元结撰文的《大唐中兴颂》刻石于湖南祁阳之浯溪，来表达自己对国家命运的关注（300多年后，黄庭坚被贬广西，路过此地，读罢此刻石，有跋于其后：“安知忠臣痛至骨，世间但赏琼琚词”，可见文人精神流传有序）。由此可见，颜真卿不是忠君，而是忠于儒家道义。忠，在文人的道德谱系中，排行最前。颜真卿突出的“忠”的形象，是颜体成立的又一重要条件，因为书法是伦理教化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正因为如此，第一部颜真卿书法集，被命名为《忠义堂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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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平俗宽容，创造审美新语汇，与王羲之体系并立。

       如果把王羲之书法审美体系用一个“雅”字概括，那么，颜真卿楷书只能叫“俗”了。这个俗，不是庸俗的“俗”，是雅俗共赏的“俗”，包含质朴、粗放、天真、平实、外露、不加修饰等意思，与讲究、雕琢、细腻、蕴藉、遮掩等含义相对立。这不仅是时代的赋予，更是艺术发展史的逻辑。这个“俗”是颜真卿书法审美体系的基本特征。

       众所周知，王羲之开创的文人书法境界，是“雅”。文人的清高儒雅，贵族哪怕是没落贵族也要保持的姿态之“雅”。正是这种淡泊、玄静、沉迷，容易让文人失去斗志，从而“放下屠刀”。汉唐之强盛、开张，就是因为把刀锋磨亮。王羲之内涵的“雅”，恰是东晋小王朝偏居江左的缘起和结果，贵族世袭、不图进取、强盛基因衰落，最终导致南朝在极度腐朽之中产生的人性扭曲——视生命为草芥，似乎没有对生命的剥夺就不会再有生命的愉悦。历史上的丑怪，在南朝极为突出，那一幕幕血腥，更多是自残，是把杀人作为游戏之刺激，而不是开疆拓土的强健。那是一个患了“精神病”的时代。王羲之书法之美，实际上是对这种“精神病”的对冲，否则文人确实难找精神的支撑。隋唐一代，此风大改，科举入仕保证了机会的均等，引入了新的强悍基因，民间精英终为朝廷所用。李世民一代的开疆拓土、霸气横秋，直追秦汉。颜真卿虽属士族，然而其时家境基本败落，已经失去了“雅”的外表姿态。“雅”在初唐盛唐也基本不成为儒家的精神状态和品评标准。韩愈一改六朝绮靡文风，李白之狂放，白居易之平易，杜甫之深邃，边塞诗之苍劲，都是对六朝审美风气的反动，是对“雅”的反动。正是这一审美倾向的递变翻覆，让颜真卿自然融入时代，并在书法领域创造出与“雅”相对的“俗”的审美范式。颜真卿的书法传承本身就来自于碑刻而不是书斋，他的楷书结体，不是细腻讲究而是宽博随意，其运笔不是婉转流丽，而是直截苍劲。这在前朝官员书法中未曾见过，欧虞褚薛都没有这种风格特征。

       还有一点也非常重要。临写颜书的人大多有这样的感受：即使一字之中有某些笔画写走样，某些结构比例不对，但也并不碍事（附图字例中，变动其中的点画，却没有任何问题）；而到了柳公权，稍有造次，就非常难看。这说明，颜体的结构比较宽容，而不是“往死里整”，不是完美到秋毫毕现的境地，因而给学习者提供了极大的空间。包世臣说：“平原如耕牛，稳实而利民用”，这也是颜真卿书法艺术生命力如此旺盛的原因。

       颜真卿楷书的不讲究，更不妍美，引得亡国之君李煜发出“真卿得右军之筋而失于粗鲁……有楷法无佳处，正如叉手并脚田舍汉”的讥评。同样，一生都想洗清出生身份、希望成为贵族的米芾也说“颜书笔头如蒸饼，大丑可厌”。而我们要的，就是颜真卿的不优雅，就是颜真卿的磊落大度，就是颜真卿的“不装样子”。

       看颜真卿的大楷，就像看到他阔步行走在田野上，沐浴在阳光中，沐浴在泥土的清香中，一洗南朝脂粉，仿佛重回秦汉。

       历史赋予了颜真卿楷书以极高价值——它打破了王羲之审美模型的垄断，最终，为书法之审美模式找到了两极，文人书法至此也完成了其审美体系的重构与均衡，为后世文人书法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这，就是颜真卿的开创性贡献，也是颜真卿书法成立的重要条件。

4，宋人鼓吹，颜体成立

       与所有经典成立的过程一样，颜真卿的风格，在唐代并未成为经典，相比同时代的张旭、徐浩、怀素等，颜真卿不算书法大家。窦臮《述书赋》中甚至都没有提到颜真卿，五代编纂之《旧唐书·颜真卿传》中只说一句“尤工书”，即使《新唐书》，也仅仅多了12个字：“善正草书，笔力遒婉，世宝传之”。书法评论家对颜真卿书法的提及，目前已知最早的记录出于晚唐吕总的《续书评》。

       苏轼认为柳公权师承颜真卿，笔者却认为柳公权恰恰把颜真卿最为可贵的形式感特征抽离了，少宽博，多紧张，非常苛刻，不留余地，其行草也不够通达流畅，可能是因为楷书写多了写僵了，这与欧阳询非常相似。《旧唐书·柳公权传》也称“备有钟王欧虞禇陆之体”，而并未提及颜真卿。此可谓确评。（附图，柳公权〈神策军碑》、《蒙诏帖》）

       是宋人确立了颜真卿千年不可动摇的地位。也是宋人，通过颜真卿，把人格与书格的联络建立起来。

       范仲淹、欧阳修是北宋文人的精神领袖。特别是欧阳修，喜好书法，他晚年淡出官场之后，花费了大量的时间用于编撰《集古录》。其中对颜真卿反复言及：

       颜公忠义之节皎如日月，其为人尊严刚劲，象其笔划；

       斯人忠义出于天性，故其字画刚劲独立，不袭前迹，挺然奇伟，有似其为人；

       颜公书如忠臣烈士，道德君子，其端庄尊重，人初见而畏之，然愈久而愈可爱也；

       惟其笔画奇伟，非颜鲁公不能书也。公忠义之节，明若日月，而坚若金石，自可以光后世，传无穷，不待其书然后不朽。

       文人领袖欧阳修的铺垫，影响极大。“宋四家”之首的苏轼也对颜真卿推崇备至，在其题跋中赞道：

       颜鲁公书雄秀独出，一变古法，如杜子美诗，格力天纵，奄有汉、魏、晋、宋以来风流，后之作者，殆难复措手；

       故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

黄庭坚则说：

       奇伟秀拔，奄有魏、晋、隋、唐以来风流气骨，回视欧、虞、褚、薛、徐、沈辈，皆为法度所窘，岂如鲁公肃然出于绳墨之外，而卒与之合哉!盖自二王后，能臻书法之极者，唯张长史与鲁公二人。

       其后，朱长文在《续书断》中列颜真卿书为神品，并说“自羲、献以来，未有如公者也”，把颜真卿当作王羲之后的第二座里程碑。宋人韩琦、蔡襄，苏轼，皆以颜书为蓝本，参以二王，而与南宋对峙的北方，无论辽金元，都有师法颜真卿的风尚，以至于赵孟頫以推倒这种风尚为己任。

       宋人把颜真卿作为旗帜，除了因为五代士风卑陋急需整肃之外，与北宋文人治国的大环境有精神上的勾连。颜真卿临敌不乱、敢陷敌阵、正色立朝的品质，成为宋代承担起治国重任的文人的精神依靠，他们更希望一种强悍、稳实、健康的精神世界来补其先天不足。可惜的是，这种精神要求最终并不能挽救赵宋的衰落，尽管在最后，文人焕发出惨烈的战斗之死的光辉，然而，那近乎是一种回光返照。因为他们没有在活着的时候追求健康向上而总是处在“亚健康”状态。

       提到颜真卿，就会提到他的字，看到他的字，就会联想起颜真卿的事迹、人品，这一点，傅山的情况最能说明问题。

       常临二王，书羲之献之之名数千过，不以为意，唯鲁公姓名写时，便不觉肃然起敬，不知何故。

       才展鲁公帖，即不敢倾侧睥睨者，臣子之良知也。

       上述二则是傅山的临帖笔记，这两则笔记很典型，它显示出这样的过程：字形与人品之间的反复联想和反馈，最终让我们不得不承认字如其人。也许，仅从形式感去分析，得不出价值上的判断，说这一笔，笔画直，就代表正直；那一笔，笔画歪，就代表奸邪。但是，有了一个典型性的人，来建立人品与字形之间的联络，确是事实，而且越强调，就越是事实，这说明了颜真卿能量的强大。

       从此，颜体，就代表着一种审美范式，而这个范式所代表的价值判断，是基本确定的。这就是书法神奇魅力的一部分。因为既然字如其人，那么，对其字也就如临其人。如果不是如此，那么《祭侄文稿》就不会催人泪下，就不会是千古名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