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周（其中最主要的是《尚书》，《诗经》。）

guohuazhan

二、周

（一）西周

       从公元前1027年周武王灭商，到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历史上称作”西周”。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西周的历史典籍和文学作品也出现了。其中最主要的是《尚书》，《诗经》。它们的成书虽然较晚，但其中大部分作品，是属于这个时期的。

       在书法上，真正为金文书法涂上浓丽一笔的是西周的金文。西周金文的文字内容比商代复杂得多，记载了祖先的功德、君王发布的诏令、战争的胜利等，用来传给后代的子孙，篇幅长、字数多，如《大盂鼎》近300个字，《散氏盘》357字，《毛公鼎》497字。西周金文可以分为初、中、晚三个时期。周初金文从笔画到结字、章法都与殷商甲骨文、金文近似，是它的继续，装饰味比较浓，常有肥重的笔画作点缀。

       《礼记"表记》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周人尊礼，事鬼敬神而远之。“随着武王翦商立国，西周在殷商文化的基础上建立起以宗法血缘制为纽带以”礼乐“为核心的新的文化体系。王国维说：　”殷周间之大变革，自其表言之，不过一姓一家之兴亡与都邑之转移；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这种新文化具体表现在西周将礼乐从原始巫术中分离出来，推广及人事领域，并在此基础上使之成为具有政治意义的典章制度。由此”礼乐“由神本走向人本，它不仅构成儒家政治思想的基本原则，而且成为西周大一统王朝社会政治思想的基础。

礼乐文化在西周政治典章制度中的仪式化使青铜文明取代”龟“－－这一殷商巫文化的象征物而占据西周礼乐文化的中心，从而金文也从甲骨文的附庸地位全面解脱出来构成书法发展主流形态。

       由于”礼乐“制度构成西周宗法制社会的文化基础，因而作为礼器的青铜器成为不可僭越的等级制度的象征。天子九鼎，士仅一鼎，”商王和周天子主持代表王权的最高祭祀，诸侯、卿大夫、士等而次之，要逐级缩小祭祀的规格和范围。大家都需要礼器敬事鬼神，于是由王规定等级，以示尊卑“。

       青铜器作为礼器在”礼乐“制度中的普泛化促使金文迅速走向成熟。西周初期金文尚保留着殷商晚期图案化，工艺化倾向，典型的肥捺笔触还广泛存在，结构松散，文字符号不固定，在审美风格上还未形成独特面目。西周中晚期金文则逐步摆脱商金文的影响，以”篆引“为审美象形基础，开始形成自家风貌，装饰性的肥捺笔触渐消而走向纯粹线条化。在字形上改变了早期结构符号的散漫不定而臻于固定统一，结构取纵势，修长婉丽，圆融内敛，其审美风格一扫商金文的雄强霸悍而呈现出浑穆沉潜的理性品格。更为重要的是，西周金文”线“的自足性得到强烈张扬，笔墨韵味开始摆脱铸范工艺华过程而获得独立，线条浑厚华滋，凝重自然，已非高金文呆板、沉滞的线条语汇所可比拟。

       晚商时期，以毛笔书写为核心的甲骨文、金文在线条形态上已趋融合，到西周初期，随着甲文的衰微，书法本体的发展已体现为金文的演变，进化。

       无庸置疑，金文主流地位的建立是书法全面走向以毛笔书写为中心的开端，同时，它也全面开启了笔法演变的源流。

由于青铜器处于”礼乐“文化的核心，处于大一统王权的牢固统辖之下，因而西周金文的风格演变比较缓慢，从《大盂鼎》到《虢季子白盘》、《散氏盘》，西周金文虽然也产生了较大的风格跨度，但这种风格差异尚未冲破类风格的笼罩，从而走向审美风格的多元化。

       《大盂鼎》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代。西周昭王以后，金文还渐进入成熟阶段，我们可以从《墙盘》、《大克鼎》等作品中看到，这一时期的金文线条匀圆，字体越来越规范化，形态工整，线条也比较圆润柔和。西周晚期，字体进入更为成熟的形态，《散氏盘》、《毛公鼎》、《虢子白盘》，是这一时期以及整个金文书法的最高成就的代表，它们与《大盂鼎》一起被近现代金石学家誉为”晚清出土的四大国宝”，是春秋末期战国初期时的秦国《石鼓文》这一大篆书法中最令人赞叹的艺术珍品的源头。

1.《利簋》

       《利簋》是西周初期武王时代的青铜器。1976年出土于陕西临潼，原器现藏于陕西临潼县文化馆。全铭共4行32字，书法风格明显受到商代影响，但整体风格趋向于相对平实，它对于考察周初金文书法的整体风格流向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

2.《大盂鼎》

       《大盂鼎》是西周初期康王时代著名青铜器，清代道光初年出土于陕西岐山，原器现藏于历史博物馆。全器铭文共19行291字，记述了周文王、武王打败商纣王，建立周王朝的事迹，并记述了康王重赏有功于周王朝的南公后代”盂”，希望他能为国尽心效力，于是”盂”制作这个鼎来作纪念。《大盂鼎》文的字迹较大，书法端庄凝重，气势雄浑，它是周初金文书法的最杰出的代表作之一。

3.《天亡簋》

       它是西周早期铭文，文字尚未成熟，它突出的特点是整体的气象：如群星聚拢，自成一篇；也似乱石铺街，虽疏散却又浑然一体；犹如大自然中之万物，看似全无方圆行列，而妙处在于各得其所。铭文字大小不一，笔划似断又连，欲放还收，线条无固定运行轨迹，时见突然心变方向的姿态，给人意外的新奇感。且长短不一，粗细有变、兼有偶然出现的象形字，参杂点缀其间，那幼稚的憨态，如小儿学步，笨拙得可爱。重心不稳定造成的攲侧多姿，自然而纯朴，毫无刻意的雕琢。通篇布白随意，妙理变化无穷，神韵天成，极耐玩味，即使不识金文的人，也能从那饶有趣味的字体和稚拙纯真的动态中，领悟到童真的意趣。

4.《害夫簋》

       有人称其为西周中期王室使用的标准书体。粗犷、伟岸，器物的整体风貌与铭文的精神气象颇为统一。豪放、雄壮，雍容大度，内中充满磅礴之气。顶天立地，纵横驰骋，壮而不臃，强而不野，俨然一种大将风度，天地为之见小矣！饱含着意志、威严和力量，呈现无比深远沉重的历史积淀，成就一种象征性的崇高美，其精神状态让欣赏者不由得不为之折服。再看其宽博如壮士，勇毅似武夫的模样，想像奴隶社会血与火的战争场面，何其悲壮！

5.《大克鼎》

       《大克鼎》是西周中期孝王时代的重要青铜器之一，1980年出土于陕西扶风，原器现藏于上海博物馆。《大克鼎》是西周中期金文书法的代表，刻有28行290字，用笔厚重尖挺，字形较方整，字与字之间有凸出的界格把它们分开，行列整齐，具有雍容典雅之美，与同时出土的《小克鼎》相比，文字的装饰性比较浓重。

6.《散氏盘》

       《散氏盘》又各《散盘》、《失人盘》、《散氏鬲》等，周历王时代的青铜器，清代末年出土于陕西凤翔，原器现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馆。上面刻有19行350个字，大致记述了失、散两个家族之间划分田地的事情。

       说到变化莫测，神奇诡密的风格，非此盘莫属。它是金文中罕见的特殊层次，乍看去铭文极不规则，处处可见变化，似乎难以捉模，仔细分析，却又发现它既错落有致又浑然一体，是一个很规矩的方格形网状结构。在这种规则之中，又处处显露出一种越出规矩之外的波动，而那些充满动态的造型体势，又被统一在横竖排列的整体之中，从而体现出一种有组织、有设计的变化，这独特的创作构思，又极其自然烂漫，毫无雕饰与矫揉造作。显得古朴而倔强。体现出作者潜意识中的反规则心理和殷时期铜器铭文在制作工艺上的成熟所留下的明显痕迹，体现了既变化，又统一，既单纯，又丰富，相互制约而又相互依靠的法则。在奔腾不羁的狂放中，却注重了线条的圆浑与奇倔，显示出超然的力度。从中可以看出艺术发展中的理性成分。是西周晚期金文书法的代表作，它在文字学和书法艺术上都具有很高的价值。

7.《毛公鼎》

       《毛公鼎》又名《音鼎》、《毛公音鼎》，周宣王时代的青铜器，清代道光末年出土于陕西岐山县，原器现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共有32行497字，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字数最多的青铜器。

       金文中人们所知道得最多的，大概就是此鼎了，历来史料记载颇多。其铭文笔划匀实劲健，结体疏密有度，美观大方，既体现出凝重的的气质，又有着气韵的流通，它以其结体方整稳固了文字造型的基本形式，以偏旁错落有致形成巧妙的变化，于此之中，又以圆转流畅的线条成为造型的枢纽。这种突出的特点构成它端庄遒劲的风采，在金文中堪称佳品。尤其是能体现篆书特色的圆转笔划，表现得丰富多彩。学习与欣赏金文，不研究毛公鼎，是不可能理解大篆艺术的形式特征的。《毛公鼎》通篇看来，气势流畅，浑然一体，它作为金文书法中的一件精品，是后人学习的典范，与《散氏盘》一起并誉为金文书法的双字星座。

8.《虢季子白盘》

       《虢季子白盘》，又名《虢季盘》、《虢季子盘》。周宣布王时代的青铜器，清道光年间出土于陕西宝鸡，原器珍藏于历史博物馆。器为长方形，高41.3厘米，口径长130。　2厘米，宽82.7厘米，重达450斤，是存世的商周青铜器中最早的一件。《虢季盘》铭文共11行111字，笔法圆润劲挺，结体端庄工稳，布局疏朗整齐，是后来秦国刻石《石鼓文》的源头之一。它作为金文书法高度成熟后的代表作，向我们展示了由金文发展而来的大篆的一些字体特色，这是非常宝贵的。铭文的字形非常的规整匀称，与大多数千西周晚期金文很不相同，而后来春秋早期的秦国文字则与此很接近。因此，本铭文文字常被视为上承西周金文，下启秦系文字的代表，在书法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

史籀

       相传是西周宣王的史官。根据古代文献记载，他曾经作《史籀篇》15篇，作为当时学童启蒙的识字课本，用”籀文”写成。《籀文》就是指史籀在金文基础上整理、创制而成的大篆文字。因此，他被后人尊称为”大篆之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