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云泉，四川射洪人。曾为书法家协会理事，书协创作评审委员会委员，四川省文联委员。作为与何应辉同处巴蜀一地的刘云泉，也是长期游离于正统帖学之外，将其主要精力花在对《爨龙颜碑》与《爨宝子碑》的研究之上，经过一番融汇打磨，以一种不衫不履、孤傲野逸的书风称名于当代书坛。 四川名宿龚晴皋、谢元量、刘孟伉三人对当代四川书法造成了极大的影响，直到今日，直接或间接参悟他们书风者仍比比皆是。作为新时期四川书坛领导人物的刘云泉与何应辉，亦概莫能外。 展厅文化一度盛行以来，由于受各种外国文艺思潮的影响，寻找个性，呼唤自我理所当然成为任何文艺工作者塑造个人艺术风格的特殊驱动力。当然这也与人们的思想在十年“文革”当中的长期禁锢有关。作为诸多书法研究者也必然要找寻一种属于自我的暄泄方式，来张扬各自的长期郁积的人生情感。 因此，在这种特殊的情境下，很多书家对温文尔雅的正统帖学采取近乎迥避的态度，他们更热衷于从奇诡多变的南北朝碑刻当中精心采撷自己倾心的艺术元素。而“二爨”的拙朴天真与奇倔多变，恰恰为他们所推重。此二碑堪称是南朝刻碑当中之最具变化之质者，且自碑学兴起以来，问津于此者尚为数不多，学之有道，则较易出现新面。《爨龙颜碑》和《爨宝子碑》可谓汉晋楷法古朴雄浑一路的正传。碑刻文字在斑勃陆离当中，透出一种出自天然的雅拙之趣，使人有如对古圣轩辕，端冕垂裳的心旷神怡之感，这与同时代出现在北方的北魏楷书而言，似乎别具一番潇洒出尘的宕逸之趣。 而刘云泉正是看中“二爨”的这些优点，但他在学习此二碑的过程当中亦非机械照搬，他能够将“二爨”的丰富多变的结体和内在精神加以消化吸收，在某些方面进行夸张变形的同时，也不完全排除对帖学的引入。毕竟毛笔在宣纸上的书写不同于斧凿刻石，刻意地去再现以刀刻石的生拙效果似乎也无多少实际意义。“金石气”相对于碑刻原石而言，刀味的切入实难避免。但若用毛笔在宣纸上去体现，依然照此法去理解就有失机械与牵强，此时我们更多加以关注的应该是内在的精神层面上的东西，而不是一笔一画酷似原石的刀斧之迹。
刘云泉的魏碑行书在结构处理上大多以逆向思维法施以变化，且广泛采用并笔粘连的手法以体现碑刻书法的漫湮残缺之美，同时增加字形的块面感，使字显得温润厚重。但刘云泉的不足之处在于他过度的夸饰、变形使得他笔下的字形徒具魏碑的形貌，在内质上反而失之于小巧，少了魏碑一脉行书应有的雄浑与大气。以每个单字来看，显然极尽夸张变形之能事，但此种手法的施用无度，却大大影响了作品行气上的通融与畅达，真是有一得必有一失。 自康包倡扬碑学以来，后世书家对碑派书风的发掘开拓可谓渐成风气。金农、徐生翁、谢元量等在魏行领域异军突起，形成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艺术样式。然当代一些中青年书家虽继之而起，纷纷效法，但由于缺乏传统帖学的支援意识，使得他们的作品逐渐在单纯的追摹变化出新当中滑向了丑拙怪诞一路。新则新矣，遗憾的是失却了碑派书法应有的浑朴与大气。固然奇崛生辣如金农、徐生翁，虽能于书坛独标一帜，惜其作通变性不大，受众面十分有限。因此他们至多能算作是名家，却很难被列入大家的行列。而当下很多学之不当者，只知在表面上作文章，即使一时招人眼目，只知在表面上作文章，即使一时招人眼目，但却达不到耐久玩索的品位，比之刘云泉先生，更是等而下之。此中玄机，不可不知。 刘云泉作为碑派书法在新时期的践行者，他凭借一种不无过激的书写手法确立了自己的书法面貌，但夸张变形一旦成为惟一的为出新而出新的手段之时，其未来如何，令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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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9-5 09:3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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