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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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以看到澶渊之盟磨掉这个民族的血性，但是也可以看到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的壮丽诗篇;

　　我们可以看到宋朝的军队不堪一击一触即溃，但是也可以看到钓鱼城上阻击蒙哥一来一去是十年;

　　我们可以看到宋文官集团的贪生怕死和对武将的一味压制，但是也可以看到异族面前陆秀夫抱少主投海十万忠魂尽掩埋。

　　宋是一个怎么的时代?




　　是歌舞升平下的“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还是说他有他的文明与文化也带过几世繁华。起笔时重新看了一次宋史，本来想从战争的角度来写宋，毕竟在那个时代从宋的开国皇帝开始都对武将有一种自然的偏激与不信任，一场杯酒释兵权不知道埋没了后世多少英雄好汉。

　　我们不可否认的是宋在经济文化方面在全乃至全世界所作出的卓越贡献，一副清明上河图其中的亭台楼阁市井文化不知道被多少人魂牵梦绕，“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的诗文又不知道勾起了多少人对那个时代的向往。

　　除此之外，自唐朝之后科举制度的完善彻底地取代了九品中正制也让更多的寒门子弟能够通过科举走向仕途，外加上唐末黄巢起义基本可谓是杀进了氏族门阀消灭自秦汉以来的一个长期固有的特权阶级，迎来了新兴时代。

　　看到这里你以为我要鼓吹宋朝的好吗?恭喜你猜错了。

　　的确在某种意义上经历了五代十国之后，崛起到宋王朝已经失去了自秦汉以来我国古代统治者的固定同盟，即为各地的氏族门阀，但是随着宋王朝开始寻找新的政治合作伙伴，一个新的特权阶级正在崛起，这个阶级就是“士大夫”。

　　“宋亡之后无中华，明亡之后无华夏。”这句话说的便是宋朝之后士大夫阶级正式从消失，之后的元明清更多的是文人眼中的莽夫治国，所以皇权也开始愈加的集中。

　　但是士大夫这个特权阶级究竟对于国家的影响如何，住在象牙塔里面的大部分文人自然会将士大夫这个阶级鼓吹得十分梦幻，他们为人风雅，才高八斗，高谈阔论之间可谓是往来无白丁。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由于文艺作品的关系，我们对士大夫这个阶级产生了一种误区，他们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

　　由于大部分文学作品的美化让我们无法真正的了解到这个阶级的前世今生和实际地位，那么既然要颠覆大家对士大夫这个阶级的固有认知，我们就要从士大夫阶级的前世今生说起.

　　何为前世，首先来说士大夫这个阶级出现之前官员阶级是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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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林七贤，山涛

　　这要从魏晋南北朝说起，无论是王羲之的字、竹林七贤的故事以及那谢灵运的才高八斗，被我们称为“魏晋风骨”从历史中看，那个时候的文人似乎都不愿意从政，竹林七贤中唯一对政治感点兴趣的山涛还为人所不齿，这是因为当时的人才选拔制度。

　　这制度从曹魏开始，人才选拔制度便形成了所谓的“九品中正制”也就是由当地有名望、有见识的人推荐人去做官，这自然就形成了垄断，能走上仕途的大部分都是高官大户子弟。

　　所以其实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上层阶级十分固化，人从出生的时候天花板已经定下来了上升空间极其有限，便开始放弃仕途追求起生活享乐、哲学、美学来了。所以也就进入了文艺的黄金年代，可是唐末的时候黄巢这货横空出世，在他的手下这些各个地方氏族门阀基本被杀得个一干二净。再加上后来的五代十国的割据与战争这些古老的统治者合作盟友基本都从的历史上消失。

　　陈桥兵变之后赵匡胤登基，他迫切的需要找到一个新的政治合作伙伴，不巧当时五代十国之后经历了长期的战乱，当时的许多文人都开始重看古人经典，企图通过重新结构古人经典来解决当下的问题，导致了儒学的第二次兴起，也正是因此，赵匡胤最后找到了他的新合作伙伴，那就是通过儒学科举选拔上来的士大夫阶级。

　　大家看到这里一定会想，那没什么不好啊，科举是看人的才能选拔上来的，无论平凡与富裕只要你学富五车都可以走上仕途，但是却不是如此，我们现在无法考究这样的真正意义上公平的科举考试维持了多久，但是我们却可以很清楚的知道一件事情，那就是宋朝的科举舞弊十分的频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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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且来看看如果我们在宋朝该如何作弊：

　　舞弊之风盛行的宋朝科举 冒籍应试参加考试

　　注册解试的手续称为“请解”、“取解”，是士子们漫长科举道路中的第一步。

　　为了请解，自唐以来，士子们均须向州县递交自己的“家状”，家状一般包括姓名、乡贯、年龄、三代等内容，也要注明“举数”(本人已经参加了几次解试)之类信息。在答卷时，家状也要抄写在试卷开头。

　　除了家状，还有“保状”，即应举的士子们每三人互相做保(如果每州参与解试的不到三人，则由地方命官一人作保)，证明同保人并非冒名顶替、品行没有缺陷等等，若有人犯规，同保的其他人也要受到牵连。

　　宋朝解试，原则上考生须在自己户籍所在地请解，且“曾犯刑责及素无行止之人”不得应举，仍在为亲长服丧者不得应举，身体有“痴哑”、“二肢废”、“侏儒”等“废疾”、 “两耳聋”等“笃疾”者，不得应举。

　　但是，和唐代通常每年都有考试不同的是，宋代解试最初有时隔年举行，有时四年一次，但从宋英宗开始，基本确定为三年一次。青春短暂，在交通不便也没有互联网的时代，除了身体疾病不易掩饰之外，曾犯法受刑或者还在孝中的考生，想到换个地方应举，就可以掩盖自己没有这届应试资格的事实，也是人情之常。

　　北宋天禧年间，就有翰林学士承旨晁迥等上奏，“诸州举人，多以身有服制，本贯难于取解，遂奔赴京毂，寓籍充赋”。对于举人们奔赴京城应举的情况，朝廷的解决方法是，除了还在服丧的考生，那些确实在本地没有户籍的考生，可以由命官或曾经参与省试、殿试的举人作保，在本地的考生之外，另行划出名额来参与考试。这种决策不可谓不人性化，但一定程度上，也姑息了冒籍的风气。

　　不过，大量考生涌入开封或他州应举，大部分并非为隐瞒犯罪记录或服丧情况，而是另有原因：

　　一来，开封府是帝都所在，在开封学习交流，可得考试风气之先;

　　二来，各地解送的人数不同，导致在开封府或其他解额较宽的地方应举可能比在本贯更加容易成功，恰如今天的“高考移民”们为了更容易被北京名校录取而入北京户籍。因为依照宋代政策，虽非本地人但在本地购买田产，便可拥有本地户籍，故而也有资格参与考试，所以有足够财力的士子可以在其他州郡购置田产，多立户头，“临时便作本贯应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