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仲夫书法展（清新之气激荡情怀） - Discuz! Boar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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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0-11 11:01 上传

朱仲夫，男，1944年出生，浙江诸暨人。1990年加入书法家协会;浙江省书法家协会第三、四届理事；现任绍兴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专职书法家。在“文革”中开始学习书法，临习“二王”、颜、柳、米、黄、赵，尤得力于王铎、傅山。进入暮年后对数十年的学书过程进行反思，始觉帖学书法必须以“二王”为宗。故重返“源头”。临习“二王”墨迹及其诸多法帖。仅兰亭序就临过五百多篇，被绍兴市领导和各部门作为礼品赠送给世界各国政要和工商界巨子。
其作品在《书法》、《书画报》、《书法》及全国多种报刊发表，《收藏》杂志、《美术报》、《书画报》、浙江电视台、绍兴电视台等都有专题介绍，获文化部第十三届“群星奖”优秀作品展览。曾赴日本、新加坡、韩国等地举办书法展览，赴印尼、马来西亚、越南等国进行文化考察。作品被法、英、美、德及世界数十个国家的各层人士所收藏。

书精于勤而成于学养

——略论朱仲夫书法

杜文和（著名作家浙江文联《东海》杂志原主编）

仲夫曾赠我一把纸扇，自书元曲数种，五六百字，一律豆大行楷。去夏在杭城出席一个会议，持朱扇坐听，近旁文友某君向我索扇邀风。扇到他手里，却不扇，先将墨迹研读一番，对我说：唐诗律严而活泼稍少，宋词铜琵铁板震人耳鼓，元曲却多婉约，苍凉悲美。我喜欢元曲，你看扇上这几首元曲。边说边就合扇欲走了。我说我有一本《元曲集成》，收上千只元曲小令，刚买的，你喜欢元曲以后有机会就托人带杭州来送你，但这扇子。。。。。。不容分说，扇子就又回到了我手里。几天后，那位雅士打电话来托我索求朱仲夫书法。我问写什么内容。他说唐诗宋词都行。我说元曲的婉约如何？他大笑。

近日闲翻《书画报》，又见到了仲夫的一幅力作：以行草书杜诗五律一首，结体偏斜，笔势略走险绝一路，这与他先前行楷的工整，判若两人。如果说他以往的行楷稳而不俗，润而不肥，如今的行草则险而不怪，老而不枯。两者意趣迥异，各领风骚，但根骨上是一本所生，其血脉的贯注并无二致，诚如车有两轮，一鸟双翼，都是一个主体所派生出的两个支点。恰恰又正是这两个支点的平衡，终于运载起数十年收获从容地走向成功。这就是朱仲夫给我的印象，也是作为一个书法家所示人的风采。

仲夫以碑帖入门，初临柳公权《玄秘塔》。柳书如深山道士，修养已成，神气清健，无一点俗尘。可见其书写的起点便不同凡俗。继而他又转攻颜体，当时他已在军中，而颜字如项籍挂甲，樊哙排突，硬努欲张，铁柱将立，磔然有不可冒犯之色。这与他的军旅生活在心境上是极为吻合的。待到退役后，他又墨蘸赵孟頫。赵氏落笔灵动，结体活络潇洒，这也是仲夫阅历日渐丰富之后，对人生的体味与领悟又进入了一重新的境界。如今，仲夫则有意无意地放松了对工整平稳一路的追求，一管笔挟数十年功夫，又分别指向米芾、王铎、傅青主，另辟蹊径，追求结字的险绝，以期领略老军荷戈的笔势意趣，窥探前人从敧侧中求得扛鼎之力的书艺构想。

书法倘若专学一家，但求形似，是为书奴，不成名家。传世的王铎墨迹，多为临写古贴，但取石本对照，并不全似，甚至有纯属自运，不守原帖规范处。吴昌硕临摹《石鼓》数十年不辍，一日有一日之进境，所谓一日有一日之进境，并非一日比一日逼真，而是一日比一日不像。这便是大化之功。

但这种实入化出之境，绝非随心所欲的任意，而是一种心领神会的再造，其自由是面壁数十年这种刻苦之后的蜕变。仲夫是深谙这一层禅理得。昔越中有智永禅师，深居永欣寺阁上临书，所得笔头置于竹筐，筐可受一石，而五筐皆满，凡三十年，于阁上临得真草《千字文》，好者八百本，浙东诸寺各施一本。仲夫常以这种先贤精神自勉，勤于书学，夏日汗水与墨并晒，冬则三九呵墨，十数年不懈，常于一把扇上精楷六七百字，也曾手抄一部经书，十万字，字字端正小楷，耗时十月。

当然，我们可以说举凡成了正果的书法家大概都有过刻苦砥砺的经历，但也决不可因此而认为只要下一番苦功就都可以成为一个书法家了。这当中还有其他种种促成因素，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学养。余任天先生曾说过：书家者流，疏与学养，重于其形，卓然如董其昌亦不免流于软媚，祝枝山终觉狂怪。我们还知道，唐朝富户，喜欢请人代写经书，以作功德，世上便有人专习小楷，靠替人写经过活，世称经生。过去官厅文牍，字迹只讲究匀称，排列状如算子，其书功力深厚，世称吏楷。经生难称书家，吏楷与法书相比终究缺少一层逸气。所以仲夫认为，书法在点划上所结构出来的美，只是一种外在的书法样式，书法更应该是学问饱满之后的一种外溢，以学问滋养书法，或古拙，或静穆，或沉雄，或空灵，火气不生，超凡脱俗而进入高妙，这才是书法美学的深层内涵。讲书法而不惟书法，心追手摹之处在于儒道二字。

儒道讲入世，其责任是在一个秩序破坏的社会中重建秩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种学养所沉淀的笔墨必然是雍容整肃，以安静简穆为本。而道家追求出世，山野之人，采菊东篱下，反对人为的秩序，顺其自然，一片浮云，闲若不系之舟，这一种文化心态表现在书法艺术上必然是飘逸淡泊，得自然之天趣。所以考究仲夫的书法，前期行楷，追求的是儒风，而后的行草则得力于道骨。

书学偏执于艺，失之匠气，偏执于法，枉有技巧，得儒雅方为有品，得道骨则更为高妙。所以如今的书法家仲夫在执笔之余，经常守着许多书籍一本又一本地咀嚼。（1997年）

毫端砥砺新境界
                                                                              论朱仲夫书法艺术

         在浙江绍兴，有一位专习“二王”的书法家，姓朱名仲夫。说起他的学书轨迹，颇有点幸运的戏剧色彩。
早已两鬓染霜的朱仲夫，临池近半个世纪，腹涵墨韵，腕拥书香，于历代法帖皆有涉猎。早年，朱仲夫只是爱好书法，没有投入更多的精力。穿上军装后，他有了更多的时间临帖。“1969年，我偶得柳公权字帖，觉得其字刚劲有力，便奉为神明，用大量废报纸临写。其后我又临钟绍京、赵孟頫的小楷，曾用整整一年时间，抄写几十万字的佛经。再后来临赵孟頫、米芾的行书，并徜徉在王铎和傅山之间，着实下了许多功夫。”仲夫君如斯回忆道。
      当然，在谈到这一时期学书过程时，朱仲夫不无感慨：那时无论学柳公权、钟绍京、赵孟頫，还是学王铎和傅山，都是更多地注意其字形，片面追求字体结构和形态之相像，而忽略了对书法整体精神的把握。
      转业又给朱仲夫带来了良机：到绍兴市文联工作以后，他不仅有充裕的时间学书，而且每年都要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众多书画名家，有更多机会请教书艺。
多年的书法实践，使朱仲夫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一个真正的艺术家，首先必须具备崇高的艺德。眼看时下一些刚手握毛笔学字不久的人大办书法作品展览，又是媒体吹捧，又是出大型集子，朱仲夫丝毫不动心，依然潜心陋室，读自己的书，写自己的字。他认为，书法家仅有崇高的艺德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具备高超的艺术技巧。在朱仲夫的心目中，书法艺术既是“线”的佳构，更是“墨”的艺术。他说，如果说“线”是“动”的，那么“墨”则是“静”的。因此，“线”要灵动，“墨”要有神韵。只有将两者完美结合起来，才能称得上是书法艺术。
      基于如此认识，近年来，朱仲夫对自己数十年的学书过程做了深刻反省。他发觉“帖学”书法当以“二王”为宗，于是重返“源头”。他说，“二王”书法的结构式那样的疏密有致，字体是那样的俊秀优美，线条是那样的刚柔并济，我们应该全面继承“二王”的优秀遗产。朱仲夫重新“钻”入“二王”法帖及其他晋代书法当中，仅兰亭序就临了五百多遍。
欣赏朱仲夫近期作品，总有一股清新之气激荡情怀。你看他的这两件做品（见左下图及右图），既有“二王”书法“形似”，又得“二王”书法“神髓”。其用笔，中锋、侧锋兼顾，用得恰如其分、恰到好处；落墨干湿并用，既各尽其妙，又相印成趣；字形结构寓拙朴于俊美，于平淡中见奇巧；章法布局于朴实无华中见妙处，展现出一派和谐气象。
朱仲夫的书艺何以如此？究其根源，是因其创作时能以“二王”为准绳，十分注意“线”与“墨”的运用，能自如地把握理性形准与感性形准的关系，突出神韵表现。在“线”与“墨”的结合上，他尽量做到完美统一，让快与慢、干与湿、方与圆、长与短、黑与白、浓与淡、枯与润、腴与瘦、粗与细、巧与拙、轻与重、疏与密、虚与实、局部与整体之间形成一个相互依存、相互牵制的关系，进而让工整与写实、传统与创意形成鲜明的对照，因而他的作品看上去行云流水，既轻灵飘逸、流畅欢快，又墨色相和、浑然一体。难怪近年他的一些作品被国家美术馆、博物馆等收藏，被海内外独具慧眼的人士所钟情和珍爱。
  如今，过着退休生活的朱仲夫把自己的宝贵时间一分为三：一是伏案勤读，二是临池走笔，三是课徒授艺。他现在主攻行草书。那行间布白里，总留有一脉让人探幽的曲径，让人猜想，让人回味。  （书画报  2008年2月11日  当代书家杨成达）

翰墨飘香勤是径

在古城绍兴，有一位名闻遐迩、专习“二王”的书法家，姓朱名仲夫。初识仲夫君，那还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事。听说市文联新近转业来一位酷爱书法的诸暨老乡，不曾预约，便冒冒失失，与另一位小老乡径直叩开了朱仲夫的办公室之门。仲夫君见来人是两个未曾谋面的毛头小伙，并未露出不悦之色，而是热情接待。只见仲夫君的办公室四周的墙上、办公桌上到处是书法新作，满室翰墨飘香，书法自然成了彼此最好的谈资。其实，朱仲夫走上书法创作之路，很大程度上属偶然为主。专攻“二王”又是近几年的事。

早在上小学时，身材瘦小的朱仲大，字写得歪歪扭扭。即便读初中，书写功夫仍然很差，其字潦潦草草，叫人难以辨认，少不了遭老师的批评。有道是穷人的孩子早懂事。初谙世风的小仲夫开始苦练钢笔字。“那时根本没有字帖，就一个劲地瞎写，”朱仲夫回忆学书过程，爽朗大笑。

　　 1963年，朱仲夫穿上了军装，有了更多的时间练习书法。“1969年，时值轰轰隆隆的“文化大革命”。在一个废纸堆中，我偶然拣到一本柳公权的字帖，觉得字刚劲有力，就用大量的废报纸临写。这本字帖，我至今还保存着。其后我又临钟绍京、赵孟頫的小楷，曾用整整一年时间，抄写了几十万字的佛经。再后来临赵孟頫、米芾的行书并在王铎和傅山方面下了很大功夫。”作为军人的朱仲夫，就这样临帖成了他每天的“必修课”。别人逛街、闲聊，他却一头扎进“书堆”，或看书学习，提高自己的文学艺术修养；或笔走龙蛇，沉浸于墨海的欢乐之中。

　　在谈到这一时期学书过程时，朱仲夫不无感慨地说，那时无论学柳公权、钟绍京、赵孟頫，还是学王铎和傅山，更多地注意其字形，片面追求字体结构“形态”之相象，而忽略了对先辈名家书法整体精神的把握，注意力更多地放在“形似”上，而忽略了“神似”。

　　转业后，朱仲夫除向书本学习以外，还把目光瞄向了大自然，无论山有多高，崖有多陡，只要有摩崖石刻及名人碑文什么的，他都要挤时间，亲临现场观摩学习。此时的他，对石刻、墓铭，几乎到了痴迷的程度。每见一处，便心追手摹，久久不肯脱身，直至学得差不多，方肯离去。

　　还有一个有利条件，那便是在文联工作，朱仲夫每年都要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书画名家，仲夫君是绝不会放过这一学习的大好机会的，他像小学生那样虚心，像圣教徒那样虔诚，恭恭敬敬地向名家求教。本地的书画家更不待言，许多成了他的座上客。

　　朱仲夫认为，作为一个书法家，既要具备崇高的艺德，又要具备高超的艺术技巧。在他的心目中，书法艺术既是“线”的艺术，又是“墨”的艺术。如果说“线”是“动”的，那么“墨”是“静”的；换言之，即“线”是“纵”的，那么“墨”是“横”的。因此，“线”要灵动，“墨”要有神韵。只有将两者完美结合起来，才称得上书法艺术。

　　遵循这一艺术准则，朱仲夫在创作书法作品时，十分注意“线”与“墨”的运用，总是以娴熟的线条运用自如地把握理性形准与感性形准的关系，使自己的书法作品神韵表现重于形似追求，并在“线”与“墨”的结合上，尽量做到完美统一。故此，他在运笔与落墨过程中，较好地注意了快与慢、干与湿、局部与整体、“血”与“肉”、“骨”与“皮”之间的辩证关系，形成了创意与传统、写意与工整、方与圆、长与短、黑与白、浓与淡、枯与润、腴与瘦、粗与细、巧与拙、轻与重、疏与密、虚与实、有与无的鲜明对照。因而他的作品，看上去似行云流水，既轻灵飘逸，流畅欢快，又墨色相和，浑然一体。难怪近年他的一些作品被国家美术馆、博物馆收藏，被海内外独具慧眼的人士所钟情和珍爱。

　　前不久，笔者问及为何近年他要专攻“二王”时，朱仲夫笑眯眯地说，“‘二王’书法的结构是那样的疏密有致，字体是那样的俊秀优美，线条是那样的刚柔并济。而米芾、王铎等书家发挥了不少王羲之的东西，同时也摒弃了不少王羲之的东西。而今我们必须全面继承王羲之这份优秀遗产。”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朱仲夫才以全新的目光，重新审视自己的学书历程，并作出痛苦抉择，沉浸和徜徉在王羲之的《寒切帖》、《十七帖》、《远宦帖》、《行穰帖》和《王献之鸭头丸帖》、《洛控赋帖》及《中秋帖》之中。

　　余审视仲夫君所带几幅近作，既有“二王”的“形似”，更得“二王”的“神髓”。其用笔，中锋、侧锋兼顾，恰如其分，恰到好处；落墨，干湿并用，相映成趣，各尽其妙。字体结构于平淡中见奇巧，章法布局于朴实无华中见妙处，可谓字字珠玑，帧帧妙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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